消费者剩余来自分工

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理》中提出“消费者剩余”后，此概念在学界广为传播，而且近百年一直热度不减。我相信真实世界有消费者剩余存在，而且作为衡量消费者福利的指标，我也认为有意义；但我却不主张政府将此作为追求的目标。经验说：政府试图用价格管控扩大消费者剩余的努力，最终将徒劳无益。
　　何以作出这样的判断？道理说起来较为复杂，为便于理解，不妨避繁就简，让我们先讨论以下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消费者剩余从何而来？第二，消费者剩余大小由何决定？第三，消费者剩余如何分配？这三个问题若能讨论清楚，理解政府定价与消费者剩余的关系也许会容易些。
　　先说第一个问题。按照马歇尔的定义，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通过商品交换取得的净收益。具体讲，是消费者购买某商品的意愿价格与实际成交价格之间的差额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去市场买苹果，你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是5元斤；而结果你仅花4元就买到了一斤苹果。那节省的一元便是你的额外收益，马歇尔称此为“消费者剩余”。
　　类似的例子多，读者也能随手拈来，这说明现实中确有消费者剩余这回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如果不存在消费者剩余，人类也就不可能出现商品交换。可问题是消费者剩余从何而来？时下学界有一种解释，认为消费者剩余是来自生产者让利。我不赞成这看法，因为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，市场上若有人愿出高价买他的商品他怎可能卖低价？
　　是的，说消费者剩余来自生产者让利不对，这一点在物物交换时代表现很明显。比如有甲、乙两个人分别生产粮食与布匹，由于没有货币，甲直接用粮食与乙交换布，显然，此时的甲与乙同时都是买方（消费者）而同时也都是卖方（生产者）。正因为他们既是买方又是卖方，于是我们很难说得清交换产生的“净收益”是买方剩余还是卖方剩余，更说不清它是来自卖方让利还是买方让利。
　　在我看来，交换的“净收益”并非来自谁的让利，而是来自分工。为何这么说？还是用上面的例子，假定甲、乙均可生产粮食与布，甲生产一吨粮食成本是800元，生产布成本是900元，总成本为1700元；乙生产一吨粮食成本为900元，生产一匹布成本为800元，总成本也为1700元。如果一吨粮食可换一匹布，那么甲生产两吨粮食，乙生产两匹布，然后甲用一吨粮食换乙一匹布，则各自节省的成本100元就是交换带来的净收益。
　　明确了这一点，让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：消费者剩余大小由何决定？上文说，物物交换时我们无从判定交换“净收益”是买方剩余还是卖方剩余，不过在货币出现以后这问题就不存在了。由于货币是一般等价物，人们约定俗成，将市场上持货币的一方视为买方，而将持商品的一方作为卖方。这样一来，消费者剩余的界定也就明确了。
　　回到定义，消费者剩余等于买方意愿价格与实际成交价之间的差额。这是说，消费者剩余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：买方意愿价与实际成交价。我们知道，实际成交价就是市价，单个买家或卖家均无法左右市价，它要由市场决定。如果成交价是市价，则消费者剩余大小就要看买方的意愿价格。买方意愿价格越高，消费者剩余会越大。
　　买方意愿价格怎么定呢？马歇尔说，买方意愿价上限等于他所放弃消费其他商品的最大效用，且随着边际效用递减，意愿价格会下降。说边际效用递减会令意愿价格下降是对的，但我认为上限不是买方放弃的“最大效用”，而是他生产该商品的成本。如上例中甲生产布的成本是90元匹，那么甲的意愿价绝不会超过90元匹，否则甲就会自己生产而不会去购买。
　　最后再看分配。消费者剩余理当归消费者，本不存在分配问题，消费者剩余不归消费者，何谈消费者剩余？可有学者指出，消费者剩余未必悉数归消费者。通常用来佐证的例子是火车票，比如春运期间一张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票，由于供不应求买方意愿价格为600元，而政府定价只准卖500元，这样就出现了100元差价。可现实结果，消费者并不能享受到这100元好处，而是归了相关权利人与黄牛党；即便有人500元买到了车票，100元价差也被排队的时间成本所抵消。
　　这样讲不无道理，我之前也是这么看。可我现在认为以前的看法错了。关键的一点，是混淆了政府定价与市价，误以为政府定价就等于市价，而事实上两者并不相等。试想，若政府定价等于市价，有了市价政府何必再定价？问题就在这里，若政府定价不是市价，而消费者的实际成交价却是市价，这样政府定价低于市价的差额是“行政租”而非“消费者剩余”。既然不是消费者剩余，当然不归消费者。
　　写到这里，我们可得三点结论：第一，消费者剩余是分工带来的收益，若没有分工与交换，不可能出现消费者剩余。第二，消费者剩余等于买方意愿价与实际成交价之差。实际成交价是市价，买方意愿价要受生产成本与边际效用的约束，其大小不可能人为改变。第三，政府定价不是市价，政府定价低于市价所形成的“行政租”不归消费者，故政府不可能通过价格管控扩大消费者剩余。